很多人去看香港的問題不是以一個城市的角度去考慮，而是以一個國家的布局去思考，一個國家有城市有鄉郊，居住在城市的人，尤其是超級大城市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深圳，生活指數非常的高，能在這裡居住的人，不是擁有很高的生產力，便是來自全國四方八面的達官貴人，退休或生產力稍弱的很難在四大超級城市立足，所以便有「告老歸田」或「告老還鄉」的成語，只有鄉下較低的生活標準才適合退休人士居住，香港更是國際超級大城市，和紐約、倫敦和東京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爭鋒，但香港人卻希望能在香港退休，這個要求殊不簡單。

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條件能做到「告老歸田」，新界和離島仍未開發，人口只是現在一半，只要願意降低生活標準，是可以頤養天年，但是香港躍升為國際城市之後，新界和市區的生活費用差異縮小，現在已不是田，在香港退休如果沒有自置物業和資金，真的是舉步維艱，香港為甚麼多老人住在籠屋和設施簡陋的老人中心，是因為香港的生活成本太高所至，香港人如果條件不夠豐厚不應在香港安渡晚年，應該在內地尋找一個田給他去歸。

香港每年花在老人院購買床位的費用也不小，但是居住面積狹小，服務人員工資不便宜，造成老人院好像人間地獄，為甚麼不將這些錢在內地尋找地方提供老人服務，內地地價和人工便宜，居住環境和獲得的服務應該會更加好，這一波疫情恰巧反映老人院的陋病。

有些人會覺得和老人分隔有不妥，其實每個大城市也是面對相同的問題，不是香港獨有，國家不能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在大城市生活，生產力不夠的便要退居二三四線城市甚至是鄉郊，說起來是很無情，但現實卻是如此，用香港稅收撥出部分作離港的養老設施，應該是無辦法中的辦法，現實中已有香港老人移居中山，以香港物業出租的收入去維持，生活素質不比香港差，香港應該建一些示範小區，和香港老人院作相比，人便會懂得怎樣去選擇。

（原文刊載於《成報》專欄：周一名嘴工作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