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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志尧博士成报专栏分享:SDG 11 可持续城乡

很多人去看香港的问题不是以一个城市的角度去考虑,而是以一个国家的布局去思考,一个国家有城市有乡郊,居住在城市的人,尤其是超级大城市如北京丶上海丶广州和深圳,生活指数非常的高,能在这里居住的人,不是拥有很高的生产力,便是来自全国四方八面的达官贵人,退休或生产力稍弱的很难在四大超级城市立足,所以便有「告老归田」或「告老还乡」的成语,只有乡下较低的生活标准才适合退休人士居住,香港更是国际超级大城市,和纽约丶伦敦和东京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争锋,但香港人却希望能在香港退休,这个要求殊不简单。

 

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条件能做到「告老归田」,新界和离岛仍未开发,人口只是现在一半,只要愿意降低生活标准,是可以颐养天年,但是香港跃升为国际城市之後,新界和市区的生活费用差异缩小,现在已不是田,在香港退休如果没有自置物业和资金,真的是举步维艰,香港为甚麽多老人住在笼屋和设施简陋的老人中心,是因为香港的生活成本太高所至,香港人如果条件不够丰厚不应在香港安渡晚年,应该在内地寻找一个田给他去归。

 

香港每年花在老人院购买床位的费用也不小,但是居住面积狭小,服务人员工资不便宜,造成老人院好像人间地狱,为甚麽不将这些钱在内地寻找地方提供老人服务,内地地价和人工便宜,居住环境和获得的服务应该会更加好,这一波疫情恰巧反映老人院的陋病。

 

有些人会觉得和老人分隔有不妥,其实每个大城市也是面对相同的问题,不是香港独有,国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在大城市生活,生产力不够的便要退居二三四线城市甚至是乡郊,说起来是很无情,但现实却是如此,用香港税收拨出部分作离港的养老设施,应该是无办法中的办法,现实中已有香港老人移居中山,以香港物业出租的收入去维持,生活素质不比香港差,香港应该建一些示范小区,和香港老人院作相比,人便会懂得怎样去选择。

 

(原文刊载于《成报》专栏:周一名嘴工作室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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